叶君是大学本科的应届毕业生，目前正参加研究生的预备课程学习。她主修的是康复治疗专业，当初她刚入学时，已经毕业的师兄师姐们几乎都能顺利进入三级甲等医院工作，然而四年时间转瞬即逝，等到她准备就业时，适合的职位空缺却急剧萎缩。
她与同窗参与过一次全省范围的医疗人才选拔活动，在那个场合里，她们巡游了整个场地，发现面向康复医学方向的工作机会不足二十个。在那段时期，她也曾尝试申请过医疗领域以外的职位，然而均因专业不对口而未被录用，原因是招聘方一看到应聘者有医学背景，便认定其思维不如管理学科的学生灵活。
为了继续深造，她决定不再盲目地投递求职信，先后在工厂工作，也曾在服务行业任职，她认为只要凭借自身能力获得报酬，不论通过何种途径，只要能够维持生计即可接受。
近期，澎湃新闻网站进行了相关报道，对象是不少年轻群体，部分人已经走上工作岗位，部分人正在从事半工半读的生活，还有部分人正遭遇毕业即失业的困境，面对就业难的局面，她们或选择进入工厂劳动，或选择做家庭清洁工作。
她们更看重物质条件，而非精神追求，面对学历与职业的不匹配，她们以务实的视角看待对财富的渴望。家境一般且缺少社会背景的年轻人，眼下最关心的是如何维持日常开销，而非达到往昔标准的标准。生活的拮据迫使她们反思自我，重新定位人生意义，并确认自身行为的合理性。
以下是她们的讲述——
讲述者：席米，2023届大学毕业生，目前在工厂打工
“为了进工厂，中介让我说自己是中专毕业”
我来自浙江，大学就读于一所非重点本科院校的国际贸易专业，并成功考取了会计资格证书。毕业后，我长时间未能找到称心的工作，一直待在家中。我的父母认为，由于我上的私立本科院校学费不菲，而我在家无所事事地度过了这么多年，因此应该尽快外出谋职。为此，我与他们发生了争执，最终独自离家而去。
由于缺乏资金租赁居所，只能寻求提供食宿的工作机会，该工厂的岗位暂时契合我的需求条件。进入该制造企业能够暂时缓解我对经济上的迫切需求，同时亦可维持我的应届毕业生资格。该电子制造企业规定必须服务满两个月后才办理社保手续，因此我选择在此担任短期工，无需缴纳社保，以此方式保持应届身份。
学历是本科的，却成了我进工厂的阻碍。中介再三叮嘱，务必声称自己只有中专学历。那家电子厂招工需求很旺盛，我报到那天，好多工人突然离职，他们迫切需要人手填补空缺，因此没有仔细核对我的学历文件。
中介最初告知月收入在五千至六千元之间，但抵达后我才知晓，除去加班部分，固定薪资仅两千余元，其余收入完全源于加班所得。平日加班费率为标准工时的1.5倍，周末则为两倍。每周六均需工作，周日则放假一天。
席米每天在电子厂上班要经过那条通道，来来回回走两趟，照片都是她自己给的
工作场所的营业时段为上午八点至晚上八点。宿舍与作业地点之间存在一定空间间隔，必须徒步前往，我须在六点二十时分就寝，步行至工作地点，整理物件、通过安全检查，最迟于七点四十分完成登记录入。我们每日需三次通过安全检测通道，禁止穿着含铁材质的衣物，不得携带通讯工具入内，个人随身物品必须彻底清空。全天将近十四个小时无法接触通讯设备，这对我的日常生活造成极大不便。
我们承担着具体的工作职责，等职责履行完毕后有闲暇时段，近期业务量不大，因而能获得空闲，然而空闲期间不允许闲谈、小憩或阅读，只能静坐在原位，任由时刻一点点流逝。
我最享受在工厂工作的时段，就是用餐的时刻，那时我感到无比轻松，能够与人谈天说地，还可以四处奔跑，没有任何拘束。后来我又找到了一个不错的放松场所，那就是洗手间。这个地方对于劳动者来说至关重要，在里面的确可以靠着墙休息个十来分钟，随后再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我跟工友们没提过自己的学习经历，但从宿舍里那些小姑娘们的谈话中，我了解到她们中间也有不少是大学本科毕业生，但这类人并不多，多数人都是专科或中专学历。
我的母亲在故乡从事清洁工作，我的父亲在工厂里任职。当得知我目前的工作情况时，他们起初表示强烈异议，催促我立刻返回家乡。首先，由于我此前从未有过在外地工作的经历，他们担心我被劳务中介所欺骗，认为那样不妥当。其次，父母觉得一个拥有大学学历的人选择去工厂工作，他们感到十分困惑。
我向他们说明，已经缴纳了定金和各项开销，必须挣回成本来。我保证在此地只工作一两个月的时光，等资金回笼就返回故里，专心准备参加公务员考试。重新投入备考又需要一笔开支，所以我此刻必须积攒些钱财以备不时之需。经过我的解释，家人才表示理解。
决定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关键因素是家庭影响，亲戚家的孩子成功入职后，他们一直敦促我行动。与此同时，不少大学同窗投身跨境电商领域，但他们的收入水平并不理想。当前就业市场面临挑战，我认为公务员职业具备较高的可靠性。
除了找工作，我还承受着被催促结婚的烦恼。我大学毕业的时间不长，刚刚开始工作，可父母逼得我非常急切，他们总是说“你尽快结婚吧”。按照我父母的想法，女孩子在25岁之前是最佳年龄段，而我年纪已经偏大了。在我们当地的小城镇或者农村地区，人们的观念没有那么开放。我的双亲非常看重学业培养，然而对于他们把我养育至今的初衷，我依然感到迷茫，难道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安排我的婚事吗？
在工场中，我毫无价值，我不断自问，“我的年华一小时仅能换取这点薪资吗？我为何要在此打工？”——依然那个回应：我急缺用钱。
究竟是否需要舍弃“孔乙己的长衫”，这取决于个人的决定。部分由农民工群体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他们迫切需要经济支持，很可能会主动脱掉这身“长衫”。对他们而言，金钱是维持生计的根本。倘若家庭背景属于中产阶层，他们将有更丰富的选择空间，可以在家中安心备考公务员或研究生，从而不必考虑脱下“长衫”。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奢求，我渴望摆脱家庭束缚。卸下那身束缚，既能带来物质上的满足，也能让我远离令人窒息的家族环境，这已经是非常值得庆幸的了。
讲述者：梁园，在读研究生，读研期间曾进厂打工
“如果工作和专业不相关，会让我觉得大学白读了”
我本科就读于商务英语专业，之后在研究生阶段选择了翻译方向。我出生在乡村，是家中第一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我的父母从事农业劳动，现已年逾六十，家庭年收入大约在五万到六万元之间。我的姐姐比我年长九岁，她已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并且需要照顾年幼的子女。
梁园曾经工作过的缝纫厂。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为了减轻财务压力，我在家乡的制衣作坊做过工。有人觉得难以理解，问我受过高等教育怎会从事此类工作？我的目标很清晰——必须赚钱，只要有钱到手就行，因此那些议论我毫不在意。他们通常有两种想法，第一种是觉得女孩子上学没什么必要，反正最终也是去工厂工作，会认同“上学没意义”的观点；第二种是认为女孩子读完大学已经二十多岁了，算是成年人了，就该考虑结婚了。这两种偏见都真实存在。
工厂里的工作十分单调，我主要的工作是折叠毛巾，还负责修补毛巾。当缝纫工完成毛巾制作后，如果出现线头等小毛病，就需要我去处理，这完全是机械性的工作，不需要动脑。工资待遇不高，一个月大概只有三千元。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大多是中年人或老年人，年龄大概在五十到六十岁之间，我们之间没什么共同语言。
我的双亲虽然学识有限，不过他们的观念相当前卫。他们总会赞同我的选择，极少对我指手画脚。
现阶段我继续攻读研究生，研一期间有课程安排，研二和研三则需进行实习工作。不过学校规定，实习必须前往指定的合作单位，否则无法通过考核，进而影响顺利毕业。然而学校指定的实习地点位于上海和杭州，这些基地提供的薪酬仅有每月一两千元，并且不提供食宿方面的保障。自家境不宽裕，原想靠实践增加收入，以缓解双亲的负担，万一要自己支付房租，日常的饮食起居开销也少不了，这样一来，我不仅赚不到钱，反而得倒贴，因而承受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学校安排统一实习，理由不充分，既没顾及个人职业规划，也没关注就业前景。指定的实习地点，与我的职业蓝图大相径庭。若按此要求实习半年，毕业求职时，我的实践经历依旧匮乏，这对未来职业发展极为不利。我最近尝试与学校交涉，但各方都未能提供令人信服的对策。
现在，我又找到了另一份新的实习工作，在天津的一家国际贸易企业任职，虽然薪水并不丰厚，不过除去日常的衣、食、住、行开销，还是能够攒下少许积蓄，基本可以维持个人生活，只是难以给予父母更多的物质上的照顾。
我打算在研究生学习的两年里，为毕业攒些钱。虽然会接触不同的领域，但最终还是希望进入体制内参加公务员考试。之所以许多人热衷于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是因为这些岗位比较稳定，让人更有保障。
梁园现在的工位。
我忽然察觉到翻译学科的工作前景并不乐观。求职过程中，人事会询问“你是否已有伴侣？是否已婚？婚后打算何时生育？”这类问题，对女性而言，招聘中或许潜藏着更多不公。
毕业前，我以为只要找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月薪五千到六千就足够了。可我发现，这类工作对专业技能要求不高，这让我觉得所学专业白费了，也觉得大学教育毫无意义。我学那些与工作无关的知识，花了整整四年时间，这在我看来是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这就是我的观点。
如今我的观念有了变化。我认为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并不重要，只要能够获得收入就行，首先要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我不畏惧放下所谓的体面，因为我更看重现实中的存活，哪里有钱可赚就去哪里。
当初决定大学专业，我毫无头绪，身边亲友也帮不上忙。纯粹凭着个人喜好，我报了商务英语这个方向，但毕业时才察觉就业前景并不明朗。于是我又决定继续攻读硕士，希望能借此提升竞争力。现在看来，选专业前最好先想清楚未来职业规划，不能只凭感觉。至于要不要考研，关键要看自己更看重学历光环，还是更倾向于立刻进入职场。
讲述者：卢卡，毕业后成了“北漂”，目前做上门保洁
“做保洁是我能够接触到的在社会上生存的通道”
我毕业于非重点本科院校，主修的是新闻传播下的广告方向专业。2016年我来到北京求学，工作后成为北漂，身边缺少亲友支持，所有事情都要独立承担。目前我在从事家庭服务领域的工作，具体是提供上门清洁服务。
过去两年间，我的首个实习经历是在一家专门从事儿童课程设计的企业。当时临近年底，北京突然出现疫情，我无法返回家乡过年，为了维持生计，急忙寻找了一份兼职工作。课程项目完成后，该公司随即宣告解散。我的第二份工作同样发生在疫情期间，我以编剧身份参与儿童财商课程体系的开发，但该项目团队最终也未能继续维持。
我持续寻找工作，却未能获得心仪的职位。一段时间以来，我无所事事，独自一人感到十分消沉。我担心精神状态会出状况，因此迫切希望找些事情做，于是开始了解清洁工作。这样做可以避免别人说我无用，只要给予一个机会，我定会努力工作。
我原本打算将其当作一种生活经历，赚取一些收入。我之所以决定从事这项工作，仅仅是因为这是我能借助有限条件在社会上立足的途径。
卢卡在上岗前接受专业的家政培训。
我现年二十六岁，经由部门领导告知，方知自己是同批同事中最年少的，多数同僚已届不惑之年或五十有余。我的职业是提供家庭清洁服务，按照具体项目收费，每项作业最低时限为一个小时，每小时收费四十三元。工作成效与服务品质直接关联，必须确保顾客满意，并且要完成现场影像记录。我的双亲起初颇感意外，但转念考虑这份工作能让我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便决定尊重我的选择。
能负担得起家里常驻保洁服务的人，大多家境殷实属于中产阶层。有一次我去一位年长男士家中打扫卫生，他个人学历或许不高，但得知我是大学生后，当即流露出深深遗憾，迫切希望我能转行尝试其他职业。
和客户打交道时，我慢慢察觉到，生活宽裕之人的视野与我们截然相异。他们所处的环境、我幼年生活的环境、所见识的社会现象、社会身份、社会职责，全然不同。他们从高处往下看时，无法体会那些为维持生计而奋力拼搏的窘境。
我来自云南曲靖，在乡村地区度过了童年时光。家乡的山区与外界隔绝，那时我只能借助电视了解外部世界，从中收获颇丰。我渴望建立一份事业，希望自己的付出能够帮助他人。我对未来充满期待，将竭尽全力前往更广阔的天地，通过不懈奋斗，最终从大山深处考入北京的高校深造。我曾憧憬过理想的日子，可现在要把它变为真实，却不知该怎样着手。
人的成长经历和未来方向，往往受到自身拥有条件的制约，家庭背景在出生时就决定了一个人能借助的外部支持。关于学历这个标签，不同人有不同理解。以我自身情况而言，所拥有的平台、精力以及所处圈子，这些资源怎么会变成负担？所谓的学历限制，其实都是当事人自己设定的心理门槛。
卢卡在通勤路上拍摄的街景。
干与学识不搭的底层活儿，并非扔掉“长衫”的途径。我们的学历背景，思想观念，见识格局，个人修养，以及对周遭环境的特别体察，这些都不是能脱掉的物件，它们会始终相随，永远是珍贵的积累。才学上的“长衫”是无论如何也摘不下的。
从旁观者的角度审视，我们都是广阔人群里微不足道的个体，都是凡夫俗子。无论如何，日子总要继续。观察周遭时，没必要过分在意那些与自己生活轨迹截然不同的存在，接受自己的起点，包容命运的不公，这样才能逐步释怀，减少不必要的忧愁。
不要沉溺于对未来的虚幻憧憬，从而舍弃当下的某些事物，要懂得接纳自我，也要理解社会。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