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财经全媒体见习记者 黄子潇 深圳报道
2018 年，小城有位高考状元叫陈以沫（化名）。她以省排前两千的高考位次，满怀信心地进入了一所财经 211 大学的金融专业。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二级市场权益分析师。
今年夏天，他发现他所在的那所财经 211 大学的提档线，竟然已经掉出了省排 1 万名。他开始反思，自己学了那么多“马科维茨”所倡导的分散投资的理念，是不是就意味着自己处于“高位站岗”的状态了呢？
过去状元集中的专业，如今滑落至投档线附近。经管类专业遇冷，这与资本市场的调整以及人才供需存在关系。比如，到 8 月 15 日为止，证券业协会公示的证券分析师达到了 4467 人，而沪深京三市的上市公司有 5252 家，证券分析师在数量上已接近 A 股股票数量，并且还有不少助理分析师未正式登记。市场重点关注的上市公司所占比例仅约为 10%。对于行业龙头而言，针对一家公司出具数十份研报的重复研究情况屡有发生。二级行研现在已经成为一片红海。
金融“实习生”身处其中，既面临着传统金融“赛道”拥挤所带来的压力，又有“理工科 + 金融”复合背景人才进入所形成的挑战，同时还受到 ESG 背景人才需求爆发式增长的吸引。
第一学历碾压最高学历 二级行研偏爱“理工人”
复兴门朝东方向，北京著名的金融街上有很多监管机构以及金融机构。硕士毕业于“两财一贸”其中一所的小岚，在金融街的一家公募实习了 4 个月，然而刚刚被告知在正式的暑期实习流程中未能通过。
小岚介绍，他的硕士是目标院校的，但本科表现并不突出。公司的 HR 告知他，在留用方面，他的第一学历会受到限制。因为公司的 hc（招聘名额）竞争激烈，多数竞争者都是硕士，所以对第一学历有了较严格的要求。
这样的事情并非是单独的案例。清北复交人这些高校，美国的常春藤院校，英国的 G5 院校，香港的三所高校以及新加坡的两所高校，它们都是业内认可的名校出身。然而，近些年来，在金融就业市场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那就是相较于最高学历而言，部分金融机构对于应届毕业生的第一学历有了更多的要求，通俗地说就是“卡本科”。
北京市教委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北京市的硕博毕业生人数达到了 16 万多。同时，本科毕业生的人数约为 13.6 万。在这一年，硕博毕业生首次超过了本科生。
在粤港澳大湾区，记者粗略估算，仅清华经管深圳班、北大汇丰、“港三”、港中深、中山大学等这些院校。经管类硕士毕业生每年已超过 5000 人。这些院校的头部院校优秀学子都拥有二级投研的入场券。在需求端，广州、深圳地区有数十家公募和头部券商研究所。高质量金融岗每年仅有两三百个。
记者观察到，券商的实习岗位以往仅要求硕士毕业于 985/QS100 院校，而在近年，这一要求已经提高到了本硕均为 985/QS50。一位金融行业的猎头对记者表示：“目标院校只是作为参考，并非保送，也不是一概而论地对待。”同时他还指出：“不过，门槛确实是在不断提高，顶级机构甚至仅仅在四五所高校中去物色候选者。”
这种情况出现了新的趋势，现在相比于仅仅是金融出身的人，具有“理工科+金融”复合背景的人稍微更受青睐。
魏礼毕业于北京某顶级医学院且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利用业余时间，积累了两段在医药赛道的行研实习经历。今年，他加入了金融校招的大军，在其中表现得如鱼得水，顺利地获得了多个在医疗赛道的行研 offer。最后，他选择进入了一家 FA 机构工作。
我在医学领域深耕多年，这是我的独特优势。对于估值建模等金融领域的知识，刚开始接触时确实有困难，但我已经逐渐掌握了。魏礼对记者说，他的博士同学中像他这样转型到金融领域的极少。他觉得比起在医院科室工作，投资研究更符合他的个人兴趣。
如果将视角放大，从 Wind 上的公开信息来看，经管类背景的基金经理仍占比七成以上。尤其在像食饮、家电、零售、地产、固收、利率、指数等这些更传统的赛道中，仍以金融学和经济学背景的人员占据主流。
实际上，这种情况在一些新型领域尤为明显。近期，金融机构对具有 ESG 背景的人才的需求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态势。它们纷纷争相布局 ESG 岗位，甚至不惜花费大量的金钱来进行招聘。
买方大咖回流卖方 银行国企重回视野
二级市场里，卖方机构的人员跳槽到买方是一种常见的现象。然而，如今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汀雨毕业于香港一所大学的金融专业。她原本一直坚信买方牌照能带来信息差优势。因此，她放弃了一家中字头券商研究所的 offer，入职了一家以固收产品著称的百亿私募。然而，在 2022 年四季度，由于公司进行战略调整，整个权益投研条线被取消了。这在当时的二级私募行业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汀雨拥有一年的买方经验。她在尝试重回卖方时遭遇了屡次碰壁的情况。很多研究所的首席指出，私募不适合作为小雨的第一份职业。因为许多“小买方”缺乏成熟的研究体系，所以她的观点放在卖方研报中会缺乏新意。
最终，汀雨经历了一个为期 3 个月的高强度撰写研报的过程，且这是无报酬的“考核”。之后，汀雨艰难地入职了一家券商的新财富组。
从买方到卖方的人才回流，源自证券业营收逻辑的变化。
一位公募专户部的投资经理向记者透露，买方没业绩的情况不太好应对。回到卖方后，有些人可以担任首席。不少前同事从公募回到了券商，原因在于在买方，除非规模庞大或者业绩特别突出，否则个人的上限与平台的销售能力关系很大。也就是说，销售渠道开始对投研线形成压力，促使其去布局销量更好的产品。
7 月份，证监会的公募基金费率改革得以实施并落地。到 8 月 10 日时，已有 60 家公募基金公开宣布降低管理费。这一举措预计会致使公募行研的利润出现下滑情况，并且后续有可能会引发研究所分仓佣金的下降。证券分析师行业或许将会迎来那些处于尾部的机构被清理出去，而研报的平均质量或许会因此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过去作为校招“备选项”的银行岗位等在应届生眼里也逐渐升温。
赵楚（化名）毕业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他经历了长达一年多的实习。之后，他拿到了某家公募基金的投研 offer，这家公募基金拥有顶流基金经理且是四字的。然而，他最终选择了股份制银行总行的管培岗。
赵楚表示，尽管“卷”取得了胜利，但依然难以适应公募的内部生态。在对稳定性、性价比等因素进行权衡之后，他最终做出了选择，即进入更为传统的商业银行行业。
史芊（化名）同样出身名校，她放弃了公募基金的中台 offer，选择进入家乡的监管机构。史芊表示，成功留用并非易事，她凭借长期实习打破了公司在性别上的偏好，从而被破格录用。然而，经过再三权衡，她还是放弃了压力更大的一线城市。
2023 届北大汇丰就业报告显示，硕士去往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占比是 17%，而去年这一数据仅为 12%；进入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超过 20%，去年该数据仅为 10%。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应届生的择业变化。
总体来说，应届生选择进入市场化金融机构的占比呈现明显下降的态势。同时，进入银行、政府机关等在常人看来更“稳定”的机构的占比有了上升。薪资待遇不再是唯一被考量的因素，地域偏好、行业前景、工作压力以及职业稳定性的权重正变得越来越大。
主动延毕成退路 实习留用抢先机
对于顺利毕业的大学生而言，这是最为重要的事情，然而“延毕”却如同梦魇一般，是一个不光彩的印记。但在近年来，主动选择延毕在慢就业的趋势下成为了一个选项，特别是在金融行业。
小娜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她原本打算一年毕业后就能无缝衔接进入职场，然而她深知依靠一次秋季招聘就成功上岸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她与许多港校的同学一样，选择在深圳租房，平日里在深港之间往返通勤前往香港上课，在没有课程的时候就在深圳进行实习。在复杂的形势当中，小娜做出了“一年掰成三年学”的选择。她通过对课程模块进行调整，于 2021 年 8 月入学，却选择在 2023 年 12 月份毕业。这样一来，她的求职时间线与三年制研究生几乎是一样的。她选择两年半毕业，目的是利用在校生的身份去积累更多的实习经历。小娜笑着说，部分企业对应届生的界定比较灵活。她因此能拥有两次秋招的机会，在容错率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
两年学制过于仓促。若有必要，我不反对主动延迟毕业一年。在北京国贸实习的何苍（化名）向记者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在以往的年份，学院辅导员会督促我们按时毕业，然而在今年的形势下，他们却改变了态度，不再多说什么。小苍就读于内地 top2 高校的商业分析专业，今年有不少同学提交了主动延毕的申请。学校有声誉和资源，大家不是没有 offer 。只是大家对比预期有落差，所以想以时间换空间。小苍解释道。
在选择主动延毕的金融学子里，很多人想通过长期且多份的实习来给简历增添光彩。然而，金融机构由于人才和岗位供大于求的情况，在招聘时更加注重挑选出最优秀的人才，也就是优中选优。
据悉，非银金融机构在招聘流程方面通常需要历经数个月的实习考核。无论是“宽进严出”这种模式，还是“严进宽出”这种模式，由于实习期更长，这就意味着金融机构能够挑选出更多优秀的候选人。
我现在所在的实习机构的风格是滚动招聘。2 个月的实习期结束后，无法收到明确的答复。小戎在一家 top5 公募基金的互金部实习。他透露，从去年到现在，公司已经招了超过 6 批实习生。起初是日常实习生，后来有了暑期实习生。这些实习生仍需继续实习，以与后面的秋招甚至春招实习生继续竞争。这种滚雪球式的考核模式使得实习生的数量越来越多，甚至与部门正式员工的数量达到了一比一。这样的长期实习考核模式，对于应届生来说，是对他们毅力的一种考验，同时也是对他们抗压能力的一种考验。
白瑾在另一家非货规模在前十五的公募实习，她表示自己参与的是营销策划岗暑期实习，这个岗位成为实习生的门槛比较高，不过理论上是等额实习，属于严进宽出的类型。小瑾说她希望在这两个月内完成更出色的课题，争取在考核答辩之后能够马上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