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就业形势的变化，高学历人才开始向下流动。 硕士、博士毕业生争夺基层岗位的新闻不断出现。 许多国际学生也开始搬入该县。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1年国内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909万人，比2020年毕业生874万人增加35万人。同时，2021年海归人数将创历史新高。 相比2020年希望回国就业的国际学生人数增加了48%，达到80万人。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下沉县城正在成为80万留学生中部分人的新选择。
摆脱海归的光环，适应县城的工作和生活，是他们现在要面临的挑战。 有差距，有危机，也有祝福。 很难说这样的选择是否背离了留学的初衷。
一位刚刚加入县里一家私营企业的留学生说：“也许以后我们县里的企业光靠问就能进公司了。”
下沉
文静下班的时候，天还大亮，阳光照在周围的农田上，呈现出金黄的颜色。 下午六点左右，厂区周围很少有人走动，随处可见停放的大卡车。 她边走边向手机讲述自己第一天上班的感受：疲惫，然后是落寞。
2021年12月，文静毕业于澳大利亚最负盛名的八所大学之一的昆士兰大学，获得金融硕士学位。 打工半年后，她终于在山东老家安顿下来。 那是一家农业公司，拥有一千名员工，生产饲料并销售鸭子。 作为管培生，领导安排她先从基础开始，熟悉财务、出纳、销售后台，然后才上岗。
回到公寓，二十平米的房间里只有两张床，一张睡觉，一张放梳妆镜等杂物，地上还放着一瓶未开封的矿泉水。 怎么看都像是临时住所。 文静把路上买的米袋盛在碗里吃。
视频日志的最后，她还不忘抱怨：“世界上没有有意义的工作，也没有有意义的生活。”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1年国内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909万人，比2020年毕业生874万人增加35万人。同时，2021年海归人数将创历史新高。 相比2020年希望回国就业的国际学生人数增加了48%，达到80万人。
随着大城市就业饱和，高学历人才开始向下流动。 硕士、博士毕业生争夺基层岗位的新闻不断涌现。 迁往县城也成为80万留学生中部分人的新选择。
李明在韩国完成了学士和硕士学位。 三年前，他收到一家韩国公司的offer，年薪近20万元。 但从小在院校院校长大的李明却放弃了这个机会，毅然回国参加公考。 这也是包括父母在内的所有亲戚的建议。 2019年底，他向家乡山东地级市工商管理局提出了申请。
当年，山东省报考国考人数为5.09万人，最高竞争比为1141：1。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备考，李明还是没能考到第七名。 随后，他将目标转向了事业，进入了周边县城的一家国企。
阿青是今年选择涌入该县的留学生之一。 早上七点左右，她骑着新买的电动滑板车，听着风吹着衣服的“呼呼”声去上班。 不忙的时候，她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推流程、写推文”。 中午休息两小时，下午5:30准时下班
偶尔，阿青会邀请同事去附近的市场买菜。 心情好的时候，他还会去远处的花店买几朵郁金香。 “在这个地方，人们自然地社交、生活，不需要刻意设定时间。”
图片| 阿青和同事们在池塘里抓虾
阿青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点理想主义的女孩。 无论是武汉大学的本科还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硕士学位，我都选择了自己热爱的文学专业。 当我面临就业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专业虽然应用范围很广，但是技术性太强，同一个职位的竞争也变大了。
在面试一家互联网大公司失败后，阿青接受了北大学长的建议，加入了一家世界500强公司的子公司。 他的主要业务是为集团的教育项目提供服务。 地点位于浙江省诸暨市。
在公司，阿青的职位是品牌推广。 三八妇女节，她策划了一场“最食堂阿姨”活动，特意邀请化妆师为阿姨们化妆，然后拍照、写推文。 “我很少和一线员工说话，但和他们聊天后，我发现他们太辛苦了，他们每天5点就到食堂做手工包子。”
一位阿姨一开始很腼腆，不好意思化妆。 说到一半，她突然哽咽起来，告诉阿青，包括婚礼在内，这是她第二次化妆。
这些简单的细节感动了阿青。 她说，要想下县入行，首先要摆脱海归、名校的光环，脚踏实地，关注群众需求比什么都重要。 同时，她也很享受这个县城的节奏和风景。 “宋诗里描写的风景，这里都有。”
找工作
曾艳记得，2010年她从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毕业时，国际学生在中国还是很有价值的。 回国工作的学生大多从事科学研究。 他们要么分配住房、授予“长江学者”称号，要么给予数百万科研经费。 不需要去公司找工作。
而她就是选择留在美国的人。 十年过去了，曾妍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岁月静好。 直到一场意外让她想和家人一起回国。 2020年1月30日，曾岩的父亲去世。
当时国内疫情刚刚爆发，中美之间的航班关闭。 在等待回国期间，曾艳给妈妈发了这样一条微信：
妈妈，我又想了想，我还是回去吧。
短短几十年的人生，我并没有什么大的追求。 我只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多尝试，多体验生活，成长成熟，多陪陪家人。 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态度。 你为我辛苦了一辈子，我想回去和你在一起。
回国前，她联系了国内的猎头公司，希望能找到类似的工作。 根据她的学历和经验，猎头给出的最好建议是去药企的外包数据分析公司。 月薪也就一万多块钱，几乎没有休息日。 我可以随时随地工作。 对方真诚地告诉她：“他们不喜欢硕士学位，他们都想要博士学位。”
当时，曾艳是美国一家医疗科技公司的数据统计员，年薪1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65万元，即每月近5.5万元。 看到留学生的价值已今非昔比，她觉得还是回到家乡，接手父母创办的香肠厂比较好。
图片| 曾艳父母在家乡创办的香肠厂
文静也觉得回国找工作很难。 在规划未来的时候，她确信自己去一个大城市，加入一家大的互联网公司，或者一家好的金融公司，她的未来将会是光明的。 “这个主意太棒了。”
毕业六个月后，她的要求变成了“随便找份工作”。
2021年春招，文静发誓要在校招网站投递简历。 每次她申请职位，都要参加“实战考试”。 有了这笔费用，她陆续应聘了十多家公司。 接下来，她陷入了漫长的等待期。 直到12月，毕业典礼结束，同学们开始收拾行李时，她都没有收到面试通知。 “每个人都惊呆了。”
2014年，文静从山东一所普通本科大学毕业。 五年来，她一直住在家乡附近的县城，在父母工作的金属加工厂当文员，经常加班。
一天晚上，她在四处奔波的过程中，突然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应该再这样下去了，她下定决心出国留学。 一是提高自己的学历，寻求更好的发展，二是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那段时间，她一边工作一边申请学校，直到录取通知书发出后才告诉父母这件事。
父亲的态度是反对，“你还是要进体制，没必要出国。” 但最终，这个工薪阶层家庭为女儿的梦想付出了70万的学费和生活费。
放学回来，文静刚刚三十岁，就业焦虑开始蔓延。 “年龄卡是28岁”、“本科是985还是211”、“有没有名企实习经历”，有关留学生涉足的传闻不断在我脑海中闪现。 她见过不少留学生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自己的简历，本科学历有985、211，还有国外名牌大学的硕士学位。 除了简历优秀之外，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找不到工作。
一位小公司的HR告诉文静：“这几年收到的简历质量一年比一年高。”
隔离的两个月里，文静整天在家上网课，学习会计、证券等知识，试图通过提高自己的技能来增加就业机会。 今年3月，她收到了第一份面试通知，是来自上海一家小公司的。 提供的职位是客户服务。 当对方听说文静还在隔离中，无法前往上海进行线下采访时，他果断拒绝了。
之后，文静尝试参加专业教育考试。 即使在山东滨州县城，专业教育的最低学历要求也是研究生学历，竞争同一职位的人也有40多人。 她没有挤进去参加复试。
无奈之下，文静直接跑到街上看招聘信息。 有一家金属加工厂常年招会计师，她想尝试一下。 我填写了简历，等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有消息。 她给招聘负责人打电话询问原因。 对方说：“你学历太高，没有适合你的职位。”
上而不敢求，下而不敢索，成为留学生最大的困境。
适应
阿青主动往县城沉去。
大三时，阿青在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手机游戏团队短暂实习。 鉴于这段经历，在英国完成研究生学业后，她将目光投向了游戏行业找工作。 目标仍然是大型制造商。
本科985、211、硕士全球前20的她，在初选阶段没有被淘汰。 第二次面试时，面试官询问了有关行业的专业知识，阿青没有回答。 最终他得到的反馈是“多玩点国产手游”。 游戏库里有一百多款游戏的阿青心里很委屈。 她知道面试官想听什么，“就是如何让用户赚钱并快速变现”。
回顾他在杭州实习的日子，每天上下班要花三个小时，频繁的加班几乎挤占了他所有的个人时间。 阿青不禁犹豫道：“大城市的生活真的是我想要的吗？”
毕业回国后，各大互联网公司裁员的消息不断传来，社会灵活就业又增加了多少人。 北大的一位大四学生向阿青建议，互联网已经过去了，还是专注实业比较好。 他说，北大很多学生都去了世界500强企业，涉及有色金属、农业、教育、餐饮等领域。 治疗效果很好。
阿青发现这个集团刚刚成立子公司，急需人才，于是立即投递了简历。 公司负责人在电话里告诉阿青，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先过来看看。 随后，她从河南商丘跑到了浙江诸暨。
这个面积仅2311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20万的县，在2021年全国百强县中排名第14位，经济总量1362亿元。 星巴克、麦当劳、大众KTV、私家厨房一应俱全。 最吸引阿青的是典型的江南小镇环境。 十一月，这里的山坡依然绿意盎然，空气湿润，偶尔有野猫在草丛中穿梭。
阿青顺利通过了行政总监的面试。 今年1月，她正式加入品牌推广岗位，月薪8000元。 虽然薪资与大城市相比有很大差距，但公司提供的免费公寓，还有寒暑假，都是加分项。
对于阿青来说，适应县城的生活和工作几乎没有任何成本。 下班后，她喜欢呆在家里，看电影，玩游戏。 她没有太多社交或娱乐需求。 人口密度较低的县更干净。 “没必要为了维持关系而出去喝酒吃饭。”
图片| 阿青和食堂工作人员一起包饺子
2021年7月，曾艳在美国奥尔巴尼租出了房子，一家人彻底回到了中国。 由于孩子的中文太差，无法上公立学校，她只好将孩子送到上海的一所国际学校，由丈夫全职照顾。
而她则回到了东北老家，支持自家的香肠厂。
曾艳6岁那年，正值改革风起云涌之际，父亲放弃了中学教师的工作，转身，春风得意地办起了工厂。 从购买设备、租用厂房，到自建工厂、打造品牌，我们已经创业了32年。 高中之前，曾彦一家人吃住都在工厂里。 “我是和这家工厂一起长大的。”
当曾燕从美国城市回到东北农村时，她面临的处境尤为严峻。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红光村，除了大片庄稼地和人工湖外，随处可见破旧废弃的工厂。
她走进一家曾经在当地颇有名气的肉类加工厂，发现里面的设备早已被清空，保险柜也被撬开，地上只剩下碎纸片。 拼凑起来后，她发现是这家工厂的组织。 架构图。 墙上的涂鸦完全没有西海岸的风格。 上面写着“XXX是个大骗子，不肯发工资”。
曾艳的香肠厂是村里为数不多的看上去干净、还正常运转的企业之一。 然而，当她接手时，工厂已经因为疫情持续亏损，资金链支撑不了三个月以上。
她必须在三个月内让工厂扭亏为盈。
女儿回国后，母亲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曾妍身上，甚至考虑让她卖掉在美国的房产，以延长工厂的寿命。 “如果工厂倒塌，她会为我父亲感到羞耻。” 压力瞬间袭来。
在美国学习生活了十多年，突然回到中国，眼前的一切都是陌生的。 她不了解东北人的世界，更不了解工厂的内部情况。 有几个员工刚进公司一天就表示想离职。 他们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只是说“家里出事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曾彦不知所措。 你的专业、学历已经完全失去作用了。
作为公司白领，曾艳习惯只做好本职工作，从不操心其他事情。 “一切都被简化了。” 她认为当老板就是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看报告、见客户。 但她最好的朋友，也是开工厂的，告诉她，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脚踏实地。
曾彦这才明白为什么高薪聘请的高级厂长会在没事的情况下请工人吃饭。 后来，她学会了给工人分发大米和卫生纸。 即使在开源节流的情况下，也不耽误为员工提供福利。
工厂占地面积5400平方米，拥有员工100余人。 算上煤气、水、电，每个月消耗6万多元。 如果没有大客户，这个成本根本无法承担。 为了招待顾客，戒酒一年的曾艳开始适应中国的饮酒文化。 “虽然销售经理可以帮我喝，但有时候遇到大单，还是得我自己端。” 尤其是在东北地区。
有一次，曾妍因为业务上的分歧，在办公室和妈妈大吵了一架。 她的高跟鞋断了，赤脚走在地板上。 那段时间，她陷入了焦虑的状态，经常独自躲在房间里痛哭。 妈妈见这样不行，就逼她去青岛散心。
飞机上，窗外的白云慢慢地向后退去，曾妍不知道自己能把工厂带到哪里。
-结尾-
撰写者 | 罗振浩
回顾过去的问题
